○张 正

翻看李泽厚先生《美的历程》，读到“有意味的形式”——陶器上的纹饰这部分内容，我会心地笑了：我虽没有赏玩过文物古董，但我们小时候捧的饭碗，碗内底部通常也要被刻上一个字。

不是为了美观，为了什么宗教情结，而是为了区分这是谁家的碗。在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，碗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、比较珍贵的财产。故乡农村人家有相互借碗的习俗。普通人家，不可能拥有太多的碗。家里有了红白喜事，或是来了许多客人，碗一时不够用，要向别人家借。有时借不止一户人家，防止还错碗，买回新碗，未雨绸缪，各户得在自家的碗底刻一个字。

旧时的铜匠，有补碗的手艺，鲁迅《风波》里的六斤家，就有一只补过十六只（也说十八只）铜钉的饭碗，到了我们小时候，补碗的人家已经很少，但小孩子摔碎碗，屁股还是要挨巴掌，年前买碗仍然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开支。新碗到家，首先要为它们刻上字。没有专门的刻字匠，买一包香烟，说两句客气话，请庄上手巧的人帮个忙。我们庄上的碗大多是三爷帮刻字的。

三爷不仅手巧，而且心细，碗上刻字要的正是这点功夫。用小铁锤加小錾子刻字，必须不轻不重，轻了，穿不透碗底表层的釉，刻不上字；重了，一錾子下去，碗成两半，买碗的人怨不得，帮刻字的人赔不得，两相尴尬。新碗搁在两腿间的木凳上，那一刻，三爷屏息凝神，目光如星，那专注劲儿，比女人绣花还胜过几分，他右手持锤，左手持錾，一下一下，如同拨弄琴弦，动作看似轻柔，发出的声音却铿锵有力。

三爷从未失手錾破过碗，因而在庄上成了碗上刻字的好手，信誉极高。他为人憨厚，有求必应，又不抽烟，有交情、不想破费的都愿找他。

碗上刻的字，大多是家庭某个成员姓名中笔画最简洁、最具识别力的那个字。比如我家的碗，碗底都有一个“正”字，那是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个“正”。三爷自己家的碗，刻的是“河”，他姓名最后一个字是“河”。而我们两家附近，很少有人姓名中有“正”或“河”。字刻好后，用食指肚沾点锅灰涂上，染成深色，洗也洗不掉。

小时候，去人家吃过酒，有小孩子会跟同学吹嘘：昨天我正好吃到你家的碗！他必定是根据碗底的字判断的。有帮忙的不小心打碎了碗，立马有小孩子探头去看碗底的字，然后一路飞奔，跑过去冲这家人喊：你家借的碗被谁谁打碎了一个！

二十多年前，我离家外出读书，家里大大小小的碗都还刻着我的“正”字。若干年后，那些碗差不多被“吃”光了。父母仍不断添置新碗，可他们渐渐地已懒得麻烦三爷刻上字了。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，碗在一个家庭中越来越算不上什么重要财富。没有人家因为小孩子摔碎碗而舍得再把他的小屁股抽出红杠杠。庄邻之间偶尔有事还会相互借碗，记个数，还上这个数就行，当真少一两只，没有人家会计较。

再后来，农村人家有事办酒席，有了专门提供“一条龙”服务的行当，锅碗瓢盆，连煤气灶、桌子板凳，包括拣菜、端盘子的人，都带得齐齐的。再也没有人家相互借碗了。

碗底刻字的消失，表面上是碗在一个家庭的地位由珍贵到普通，折射的却是我们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迁。这样说来，那刻在碗上的字，也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内容，同样算是一种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